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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節的文化思考

2019-06-05生活家小編demo17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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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節是我國首個入選世界非遺的節日,翻檢古籍可以發現,端午的習俗極為紛繁復雜,絕非賽賽龍舟、吃吃粽子那么簡單。

  端午節是我國首個入選世界非遺的節日,是2008年與清明、中秋同時被國家定為法定節假日的。原先的節假日是元旦、春節、勞動節和國慶節,其中只有春節是傳統節日。清明、端午和中秋的入選,大大增加了傳統節日的比重,振興傳統文化的意圖甚明。但是,實施十年來,這些節日在彰顯、發揚傳統文化方面的效果似乎并不明顯,大家還是“逢假必游”,商家還是“逢假必賺”,而很少有人考慮,除了旅游,在這些節日里還應該做些什么。本文試圖對端午這個節日做一個比較細致的考察,發掘其中的文化內涵,以期達到“古為今用”之目的。

  翻檢古籍,感到端午的習俗極為紛繁復雜,絕非賽賽龍舟、吃吃粽子那么簡單。比如明代《酌中志略》所記當時的宮中端午習俗:“五月初一日起至初五日止,宮眷內臣穿五毒艾虎補子(貼于官服前胸后背的圖案織物)蟒衣。門兩旁安菖蒲、艾盆。門上懸掛吊屏,上畫天師或仙子仙女執劍降五毒故事,如年節(春節)之門神焉。懸一月方撤也。”而《古今圖書集成》說到端午,竟列舉了60個州縣的不同習俗,涉及從北到南十個省份。通過對這些習俗的比較分析,可以從中概括出端午節的三大要義。

  端午節的第一要義是“衛生”

  我曾經寫過一首關于端午的詩:“門懸艾葉喝雄黃,蒼術煙熏白芷香。拋卻虛無飄渺說,驅除五毒過端陽。”其下注云:“端午本為毒月惡日,古書載:是日五毒并出,宜蓄蘭沐浴以驅邪,故民間有插菖蒲、艾葉;熏蒼術、白芷,并喝雄黃酒之習俗。由此知端午實為健康節、衛生節也。至若屈原憂國、曹娥純孝、子胥冤死,皆附會于此日,而于史無稽。”

  端午作為節日,起源很早,《禮記》認為,端午節應該源于周代的蓄蘭沐浴。《夏小正》中說:“此日蓄藥,以蠲除毒氣。”可見從周代開始,此日即為不潔不吉之日。為什么說它是不潔不吉之日呢?原因就是“五毒并出”。究竟哪五毒,歷來說法并不一致。通常的說法是:蛇、蝎、蜈蚣、蜘蛛、蟾蜍。《夏小正》的成書時間早于屈原,所以說端午是為紀念屈原而設的說法是不可靠的。相反,很有可能的倒是屈原選擇了這樣一個不潔不吉之日自殺的。關于吃粽子,其實也與屈原無關。《風俗通義》講了粽子的起源及其含義:“先節一日(節前一天),以菰葉(茭白葉)裹粘米栗棗,以灰汁(堿水)煮,令熟。節日又煮肥龜,令極熟,去骨加鹽、豉、麻、蓼(各種調味品),名曰葅龜粘米,一名粽,一名角黍。蓋取陰陽包裹之象也。龜,甲表肉里,陽外陰內之形,所以贊(助)時也。”可見這種早期的“龜肉粽”是含有健康之意的。

  古人把端午定為不潔之日,應該說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端午前后,氣候潮濕炎熱,百蟲迅速生長,于是毒氣上升,疫病流行。人們在長期同各種病魔斗爭的過程中,發現懸掛菖蒲、喝飲雄黃、佩戴香囊能夠驅邪解毒,遂成端午的重要內容,其中自有醫學道理在。

現代的香囊越做越精致,被賦予了更多的內涵

  所以,如果能夠在端午那一天,大家且慢出游,先來個“全國大掃除”,把端午節首先做成個“衛生節”,不亦宜乎?

  至于說到不吉,有一種可怕的說法,認為端午是個死亡之日。《風俗通義》的一則佚文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所以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多被拋棄虐殺。《史記·孟嘗君列傳》有段記載:“初,田嬰有子四十余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撫養)也。”其母竊(偷偷)舉生之。及長,其母因(通過)兄弟而見其子文于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你)去(拋棄)此子,而敢生(養活)之,何也?”文頓首(叩頭)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與門一樣高),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將(還是)受命于戶(門)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憂焉;必受命于戶,則可高(提高)其戶耳,誰能至(達到門的高度)者?”嬰曰“子休(不要說)矣。”后來孟嘗君在齊國執政四十余年,且得善終,足見此說之荒唐了。

  端午節的第二要義是“愛國”

  說到端午,人們首先想到的便是屈原。賽龍舟是為了屈原,吃粽子也是為了屈原。盡管作為歷史,這些說法并不可靠,但是人們還是愿意這么說。這是一種令人欣喜的現象,說明一位愛國者在人們心中的地位是超時代的。《左傳》引《詩經》佚文說:“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意思是說孝子是不會消亡的,因為他們的榜樣作用永遠激勵著人們。把這句話借來說明“屈原現象”,也是再確切不過的。

  屈原事跡最早見于司馬遷的《史記·屈原賈生列傳》,遺憾的是,這篇傳記寫得十分粗略,所以有人懷疑此傳非司馬遷所作。據司馬遷的說法,屈原生平大致如下: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強記),明於治亂,嫻(熟)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信任)之。”后被上官大夫(靳尚)陷害,“王怒而疏(疏遠)屈平”。張儀設計離間楚齊關系,懷王受騙,“大興師伐秦”。兩度戰敗,“楚大困”。第二年秦楚議和,屈原諫殺張儀,未果。屈原諫懷王入秦,不聽,被扣,死于秦。楚人怨子蘭(令尹),子蘭遷怒屈原,“卒使上官大夫短(講壞話)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流放湘沅,某次與漁夫對話,發“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之慨,表達赴死的決心。“乃作《懷沙》之賦。于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其后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正由于行文多有疏略和矛盾,使一些學者對歷史上是否存在屈原其人提出了質疑。代表人物是大名鼎鼎的胡適,他在《讀楚辭》一文中提出:“屈原是誰?這個問題是沒有人發問過的。我現在不但要問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問屈原這個人究竟有沒有。”他認為,“《史記》本來不很可靠,而《屈原賈生列傳》尤其不可靠。”“屈原是一種復合物,是一種‘箭垛式’的人物”,是后人根據需要而塑造出的“傳說”式的人物,從而徹底否定了屈原的存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復旦大學的朱東潤先生也在《光明日報》上連續發表了《楚歌及楚辭》《離騷底作者》《淮南王劉安及其作品》《離騷以外的“屈賦”》等四篇文章,全面否定了屈原及其作品的著作權。

  到底應該怎樣看待這樁公案呢?我認為,討論屈原到底有沒有,這在學術上是有意義的。但是從大眾層面上說,卻是非但沒有必要,而且還是有害的。這是因為,其一,在沒有新的考古發現的情況下,這種質疑只能是一家之言,永遠不可能成為定論。其二,屈原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精神,一種象征,從這個意義上說,屈原到底有沒有的問題,已經顯得并沒有那么重要了。這就如同拜謁陜西黃帝陵,這座黃帝陵中非但沒有黃帝的遺骨,就連一絲一縷的遺物都沒有,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對黃帝的隆重紀念,因為我們紀念的是中華民族的一種凝聚力,崇敬的是中華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的精神。這同黃帝陵的真偽已經毫無關系了。

  所以我認為,在端午節,是不是可以舉行一些活動,來紀念千百年來歷朝歷代的愛國主義先烈。比如我日前去鄭州,途經商丘,想起此地就是古睢陽城,唐代安史之亂中最慘烈的一場戰爭就發生在這里。張巡、許遠兩位烈士硬是在這里率領四萬將士,拖住了十倍于己的敵人,整整十個月,為唐朝最終粉碎叛亂爭取了時間。最后,城陷被俘,兩人,尤其是張巡表現出視死如歸的勇氣:“及城陷,賊縛(張)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小便),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韓愈《張中丞傳后序》)有感于此,我在高鐵上吟成兩句:萬人身取義,二子史留名。借以表達對英靈的緬懷之情。

  端午節的第三要義是“孝道”

  與端午節有關的古人,除了屈原,還有兩位,就是伍子胥和曹娥。曹娥是位孝女,她的事跡感天動地。三國曹魏名士邯鄲淳所撰《曹娥碑記》曰:“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祖先)與周(姬姓)同祖,末胄荒流(年代久遠),爰茲適居(遷居于此)。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是位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迎伍君(潮神伍子胥)。逆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時年十四歲,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沿江痛哭呼父),旬有七日(第十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尸出。”據史料記載,自宋代以來歷代政府對曹娥都曾大事褒揚。有位民俗學家卻認為,十四歲的曹娥還是未成年人,雖然孝心可嘉,但投江行為并不值得提倡。這樣的觀點令人哭笑不得,褒揚一位女孩試圖救父的至孝,難道就是在提倡自殺嗎?應該明白,曹娥投江,是為了救父,而不是自殺。我們所要提倡的,正是這種感人至深的孝道。

《曹娥碑》(局部)宋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由蔡卞重書

  伍子胥是一位有爭議的人物,他的生平見于《史記》的本傳。爭論的焦點:他到底是忠臣良將,還是亂臣賊子?這個問題主要是看你站在哪個立場上,對此,本文不作評論。我們關注的,是伍子胥的孝道。伍子胥和他的哥哥伍尚帶兵在外,他們的父親伍奢被楚王打入死牢,楚王忌憚他的兩個兒子,于是逼迫伍奢寫信召喚,伍尚為所謂的“孝”,赴京被殺,伍子胥抗命流亡吳國,最后報了父兄之仇。我們來看“本傳”中的這一段:

  (楚平王)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子胥父)也。”伍尚(子胥兄)欲往,員(子胥)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后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同死),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仇,我將歸死。”尚既就執(受捕),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向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將要)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

  相對于伍尚的“愚孝”,伍子胥便是屬于“智慧的孝”了。革命烈士楊超有首詩贊美了伍子胥的行為:“滿天風雪滿天愁,革命何須怕斷頭?留得子胥豪氣在,三年歸報楚王仇。”后來,伍子胥是在吳王夫差的逼迫下,于端午節那天刎頸而死的。有些專家試圖從中發掘出復仇、傲骨、忠君等的精神因素來,這就偏離了從傳統節日的文化內涵中尋找有利于當今社會的積極因素的初衷。所以,伍子胥還是應該和曹娥一起,成為踐行孝道的兩個不同典型。

  關于孝的準確定義,我們還是應該從文字著手,去理解去把握。“孝”字的上半部分是“老”字的略寫,下半部分則是一個“子”,其意有二:一為背負父母,一為追隨父母。這就是孝的具體體現。正如《說文解字》所說:“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提倡孝道,并不是一個新鮮的命題,古人就是這么認為的。有關孝道的論述,儒佛道都有。總之,百善孝為先,乃是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明中絕無爭議的一個共識。比如漢朝的皇帝:文帝、景帝、武帝等等,都是略稱,全稱應是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體現的就是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其中的孝文帝,是入了“二十四孝”的,“親嘗湯藥”講的就是他的故事。說到“二十四孝”那樣的傳統孝道,我認為有必要對它進行具體分析,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武器,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使傳統孝道更好地為當前的精神文明建設服務。我認為,可以把傳統孝道分為四類,即:純真的孝、智慧的孝、神奇的孝和愚昧的孝。純真的孝與智慧的孝是傳統孝道的精華部分。宋代江西詩派的領袖黃庭堅在遵奉孝道上做得很好。黃庭堅身為高官,家里想必不缺奴婢,但他卻幾十年如一日,天天為母親洗刷便桶。這看似平凡的舉動,其實卻是感天動地的大孝行。假如我們站在母子雙方的立場上設身處地,是不難體會出這則故事的偉大之處的。《宋史》本傳說:“庭堅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視顏色,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哀毀得疾幾殆。”孝行不在于轟轟烈烈,而在于平凡之中見偉大。

  孔子弟子閔子騫,是智慧的孝的典型。他的生母早死,父親娶了后妻,又生了兩個兒子。后母經常虐待他,冬天,兩個弟弟穿著用棉花做的冬衣,卻給他穿用蘆花做的“棉衣”。一天,父親出門,閔子騫為他牽車時因寒冷打顫,將繩子掉落地上,遭到父親的斥責和鞭打,蘆花隨著打破的衣縫飛了出來,父親方知真相。回家即要休逐后妻。閔子騫跪求父親饒恕后母,說:“留下母親只是我一個人受冷,休了母親三個孩子都要挨凍。”父親聽了十分感動,就打消了休妻的念頭。后母悔恨知錯,從此待他親如己出。這也是一種大孝下的大智慧。怪不得孔子要感嘆說:“孝哉,閔子騫!”

  由此我想到,端午節中所體現的孝道精神是應該大力發揚的。當然,時代不同了,我們不能停留在傳統孝道的水平上,而應該努力打造更高層面上的、能夠作為新時代精神文明建設基礎的新的孝道。這就要求我們對孝道作出新的詮釋。我認為,新時代的孝道應該具備三方面的特征:第一,新時代孝道的本質是善良;第二,新時代孝道的方法是智慧;第三,新時代孝道的結果是和諧。

  但是反過來,新時代的精神文明又是建立在傳承中華文明的優秀傳統的基礎之上的,比如孟子提出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一種非常高的境界,非常美的風尚,我們相信,經過大家的努力,這個美好的愿景一定會在我們這個新時代實現。

  如果我們能夠彰顯端午節的三大要義,就會使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變得更有意義。


本文來源公眾號:夜光杯(yeguangbeifu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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